實業經濟對於一個國家而言,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在歷年的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中,製造業企業幾乎都佔50%以上的份額。不過近年來,實業企業的營商環境卻有惡化趨勢,尤其是實業企業的融資成本高企,研發、生產製造本身的成本也居高不下,原本被認為是最為黃金時期的“走出去”機遇,隱約遮蔽上了一層陰霾。
日前,在2011中國製造業全球運營高峰論壇上,上海交大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周林教授在接受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的專訪時表示,目前中國製造業可謂機遇與挑戰並存。“我們有勤勞刻苦的一線工作者,我們有恰逢可以‘後來居上’的好時機,但要抓住這個機遇,還需要企業的覺醒意識借錢和為之付出的汗水。”在周林看來,眼下中國製造企業與國外先進企業相比,在研發能力上存在差距,而要降低成本、追求真正的高效,可以在物流方面加以突破。此外,周林還認為,人才問題是企業發展問題的重中之重。
“中國製造業的企業要走‘全球化’路線一定離不開人才。然而,傳統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使創新型人才極度匱乏。作為培養未來企業管理者與領袖的商學院,也作為國內一流的教育院校,我們有責任走在最前面,為此不斷努力,先‘創新’起來。”周林說。
創新應堅定不移
儘管尚沒有權威統計數字出爐,但據預測,2010年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全部收入可能達到4000億元。以營業額計算,借錢中國已有兩大企業進入2009年世界工程機械公司前十位。但在傳統製造業市場爆發的背後,一系列的困難仍然限制著企業的發展速度及空間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創新問題。
根據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的數據,2009年,徐工集團、中聯重科兩家企業分別以收入35億美元和30億美元列“全球營業額最大的機械企業十強”榜單的第九位和第十位。然而,名列前三甲的美國卡特彼勒、小松(日本)、日立建機(日本),銷售額分別為181億美元、137億美元和60億美元——也就是說,卡特彼勒一家的全球銷售額,佔到中國當年銷售額的39%。中國企業與前幾位的銷售額差距依然不小。
“中國業內要產生世界級的大型企業,還是有機會,但依然面臨不少考驗。比如,企業的管理模式和技術需要創新。”周林對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坦言,“除戰略、思路上要有創新外,在開發、新品生產等方方面面同樣需要創新。”
周林認為,中國製造業企業票貼的研發水準,尤其是在“高精尖”技術上,依然與國外存在不小差距。首先是核心零部件、核心技術,這些一直掌握在海外個別企業手中,這始終是國內企業老總們無法忽視的問題,“比如寶鋼集團,雖然在制鋼、煉鋼方面的能力卓越,但是參觀過工廠後不難發現,他們的鍋爐等煉鋼設備全部依賴進口。”
事實上,目前中國機械行業的大部分液壓件、傳動系統等,都需從國外進口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,在國內企業產能迅速擴張的同時,海外零部件企業經常會拖延供貨週期、供應量也不足。至於如何追趕這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研發技術水準,周林建議:“想要在研發上獲得最好的效果,就要參與大型研究項目,站在更高的視野上看市場,從而掌握世界借錢最先進的技術。”
人才問題是關鍵
有業內人士把中國製造業企業的發展歸類為三個階段:第一個階段是我們引進技術,消化吸收,生產出了產品;第二個階段是大量的消耗吸收,擴大生產,降低成本,讓中國人用得起這種產品;第三個階段是中國的產品大量走向世界市場。
十多年前,中國媒體所關注的是,國際化的企業如何走進中國。但今天,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中國企業走向全球這樣的趨勢,而且還看到了中國的企業“正在”走向海外。不過,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,以及未來製造業的高技術化趨勢,不僅僅是中國,包括美國製造業在內,都面臨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——人才短缺。
對於中國人才問題,制慧網首席戰略顧問瀟然博士認為論壇,“從經濟學供應和需求的角度講,中國的人才供應可以想像為一個很‘扁平’的三角形,這個高度代表了人才的品質和全球化水準。但是,外企在中國的需求是一個比較‘高起’的三角形,這意味著比較低端的勞動力可能供過於求,而在中高端部分則供不應求。”
對此,周林院長表示認同。他認為,就像中國製造業亟需創新能力和技術一樣,中國人才之所以面臨瓶頸,也與傳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並未發揮出學生的創造力有直接關係。
“以‘應試’為目標的教育制度,讓大多數畢業生關注的焦點僅僅是考試。背書、做題,成為了他們的主要任務,這讓創造性大打折扣。”周林認為,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很難誕生一個像史蒂芬·喬布斯(StevenJobs)這樣的企業家。
不過周林表示,事實上,國內的許多高等學府已經意識到了上述問題。尤其是對旨在培養中國企業未來領袖的商學院而言,更應該注重創造、借貸創新意識和實踐的培養與結合。“安泰在課程的設置上已經開始以鼓勵學員創新,乃至創業為導向。我們希望學員通過在安泰的學習,收穫到的不僅僅是管理理論的知識,更多的是在模擬實踐中,真正掌握和運用這些方法。”周林說。
對於中國製造業企業在走向全球過程中,如何實現本地人才與海外人才的戰略轉變問題,周林也表示感同身受。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,不同的價值觀、不同的原則和不同的管理和領導的方式,特別是對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各不相同的。
“在西方社會一個良好的經濟管理人,到了東方可能就不適應了。這樣的問題在外資企業初入中國市場時會遇到。關鍵是,中國企業應該意識到‘入鄉隨俗’,明白不同市場存在的不同差異,併為此做足充分的思想和戰略準備。”周林指出。
“低成借貸本戰略”時代已經過去
中國“世界工廠”的地位,很大一部分依賴於低廉的成本。從傳統意義上講,中國製造業的成本優勢,主要由三部分組合而成:第一個部分是數目巨大的廉價勞動力;第二個部分是改革開放急劇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制度成本;第三個部分是人力資本增長得很快,有利於生產活動的觀念、知識和資訊大範圍傳播。最突出的是,大規模製造的組織知識在中國有了用武之地,這種知識的進步,是中國成本優勢的重要來源。然而,隨著經濟內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,上述優勢已經漸漸顯現了不同的變化。
周林認為,從整體上講,有三方面集中反映了低成本的優勢變化。“第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的變化,借貸一些地方出現了所謂‘民工荒’,其實就是勞動力供求形勢在局部上、階段上的變化。這些變化對於提高中國工人、尤其農民工的待遇,有積極意義。但是從競爭上看問題,人工成本的上升,要有消化能力;消化不了,競爭優勢就減弱;第二個是能源緊缺,這集中在油、煤、電的供應上;第三是土地,也是數量管制,地價和房租沒有完全反映短缺。比如像華為、中集這樣的一流企業,要擴大生產,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。”周林認為,對現代製造業企業而言,“低成本戰略”已經不再行得通。
周林介紹,有研究表明,以越南生產為例,它的人工成本幾乎是中國的一半,但如果是生產一項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,加上研發、生產等後續步驟之後,越南的整個生產成本卻要比在中國高出1.7倍。
“這也就是說,企業現在最有效的戰略是從全產業鏈上著手。”周林表示,只有提票貼高整個生產供應鏈的效率和水準,才可以有效降低總體成本。
留言列表
